建構“文化江蘇”的整體景觀
2019-06-11 15:38:00
來源: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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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長江學者

  學者簡介

  程章燦,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南京大學文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萬人計劃領軍人才,獲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榮譽稱號。現任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中國《文選》學會副會長、中國詩教學會副會長。

  出版專著有《魏晉南北朝賦史》《劉克莊年譜》《石刻刻工研究》等,譯著有《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神女:唐代文學中的龍女與雨女》等,學術隨筆有《舊時燕:一座城市的傳奇》《鬼話連篇》等,另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詩作數十篇。

  記者:回顧您的學術歷程,主要分為幾個階段,取得了哪些學術成果?

  程章燦:第一階段是1979年到1983年,在北大讀本科期間。我本科讀的是歷史系世界史專業,心里卻一直記掛著我所喜歡的文學。雖然心有遺憾,但是現在回頭想想,在北大接受的專業教育,也深深影響了我的學術研究。很多人認為我的研究偏向史學,有文史結合的特點,這與我當時的學習經歷密切相關。世界史的專業學習使我打下了良好的外語基礎,也讓我的研究具有世界和國際眼光,對我后來的專業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第二階段是1983年到1989年,在南大碩博連讀的六年,我邁入了中國文學的門檻。1982年11月,我曾給程千帆先生寫信,詢問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唐宋文學研究方向碩士怎么考、考什么。1983年本科畢業后,我如愿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跟隨程千帆等先生學習。碩士階段我讀的是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唐宋文學方向,博士階段轉到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我的碩士論文是《劉克莊年譜》,博士論文是《魏晉南北朝賦史》。兩篇論文方向不一樣,一個唐宋階段,一個魏晉南北朝階段;一篇偏向文獻,一篇偏向文學。這六年,為我在唐宋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方面打下了基礎。

  1989年博士畢業,到今年整整30年,這是我學術研究的第三階段。畢業后,留在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工作,除了從事古典文獻學和古代文學研究,我還開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一個是國際漢學研究,這與我的訪學經歷相關。我曾任美國哈佛大學、賓州大學、華盛頓大學、英國牛津大學高級訪問學者。訪學期間,我閱讀了大量國外漢學研究論著,與國外學者交流,關注研究中國的各種國外成果,我也經常受邀到國外大學講中國文學與文化。另一個是關于江蘇與南京地方文化的研究。1983年來南京后就定居在此。生活在某個地方,不僅要了解這個地方的當下,還要了解其歷史和文化,其中有很多風云人物、奇人佚事和文化遺跡。從這個角度去讀南京、讀江蘇,可以豐富生活情趣,深化家國情懷。

  記者:在學術研究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程章燦:我能進入南大跟隨程先生學習,是一生的幸運。程先生指導學生,有高度的責任心。他復出之后,有很多書要寫,很多事要做,卻把寶貴的時間用來培養學生。他說過,我個人的學術成就不足道,但是我在南大培養的一批學生很優秀,是寶貴的財富。令我特別感動的是,我博士畢業那年,同屆有4篇博士論文,每一篇都是二三十萬字。程先生在病房里還堅持批閱論文,那年他77歲。程先生經常跟我們說,要牢記八個字:敬業、樂群、勤奮、謙虛。我現在越來越覺得這八個字很重要,我每年都會對新入學的研究生講這八個字,我們一直保持和延續著這種學風。

  記者:您有豐富的訪學經歷,您認為,如何推動中外文明互鑒?

  程章燦:學問是天下的學問,是世界的學問,學問無國界。對中國研究這門學問,我們不要問是外國人做的還是中國人做的,應該問的是他做得好還是不好,不問西東,不問古今,只要做得好,都要吸收。南京大學文學院一直有一個傳統,就是很重視“借石他山”,借鑒外國學者的研究方法、思路和觀點。上世紀80年代,我們就翻譯了英美學者研究中國詩學的論文。前些年,我還翻譯了美國著名漢學家薛愛華的兩部論著——《神女》和《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創辦的學術集刊《古典文獻研究》,至今已延續31年,刊發了500多篇文章。這個集刊有一個特色,就是譯介外國學者研究中國的論文。

  我們要把國際漢學作為一種資源,要利用這個資源,從中學習他們研究的視角,體會他們的問題意識,借鑒他們研究中比較好的方法。我給博士生上“歐美漢學原著選讀”課,每學期找一本書或者找若干篇文章帶著學生讀。讀的過程中,第一要過語言關,第二要過學術對話關。外國學者所寫的東西你要真正讀懂,讀懂之后,要能夠真正地展開對話。

  國際漢學研究不是簡單地單向輸入,我們不是只“進口”,應該要有“輸出”之志,要有向國外或者在國外傳播中國文化、宣講中國學術的志向和目標。這些年我在20多所歐美名校用英文做過演講,我有兩點體會:一點是,中文系學生最應該學好外語,學好外語之后,你到外面可以講很多絕對屬于你自己的學術和文化,而且很多人會聽你講。另一點是,在國際講臺上講我們自己的學術時,要了解國際學術的環境,知道怎么講,講什么,才能更有針對性,取得更好效果,這一點也很重要。

  記者:作為《江蘇文庫·文獻編》的主編,從2016年起,您和您的同事們就著手挑選書目。編輯這套叢書時,您最大的體會是什么?

  程章燦:《江蘇文庫·文獻編》是江蘇文脈整理研究工程的一部分。文脈工程分為書目、文獻、精華、方志、史料、研究六編,這六個部分既各自獨立,又互相支撐,建構“文化江蘇”的整體景觀。

  江蘇的文化底蘊深厚,歷代江蘇人寫的著作,差不多有十萬種。這些書里面,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需要優先傳承下去的,我們要從里面挑出來,分門別類,優中選優。書的分類就是知識的分類,知識的分類就是文化的整理。中國文化傳承,一靠人,二靠文獻,文獻非常重要。《江蘇文庫·文獻編》按照中國傳統的文獻分類體系,分成經史子集四部。打個比方,它就相當于一部江蘇人的《四庫全書》。以往要研究江蘇的學術、文化,最基本的文獻范圍都很難落實。有了《江蘇文庫·文獻編》,將來對江蘇學術文化的研究,會上一個新臺階,江蘇對于整個中國學術文化的貢獻,可以呈現得更具體、更切實、更全面。去年12月3日,在首屆江南文脈論壇上,已經發布了《江蘇文庫·文獻編》第一批成果117種。其中,經部總類有10種書,《周易》類有107種。

  記者:電子化時代,書越來越多,但似乎讀書的人卻越來越少。您作為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如何看待這種現象,能否為我們推薦幾本書?

  程章燦:從南京大學圖書館的情況來看,紙本圖書的借閱量也有所下降。人文學科的學生借閱量還不錯,理工科的相對少一些。很多學生讀書,只是讀專業書。我認為,大學生不能只讀本專業的書,要讀跟本專業無關的書,這一點特別重要。你學物理,也要讀讀哲學,也要想科學發展與人類社會的關系。讀書要“雜食”,才能眼界開闊,思想活躍。南京大學圖書館每年都舉辦讀書節,鼓勵學生愛上讀書,廣泛閱讀,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

  好書太多,難以枚舉,這里推薦的幾本只是舉例。第一本是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這本書視野開闊,涵蓋東西方文明,有宏通的歷史觀,也有獨具個性的敘述視角與語言。另一本推薦的是鐘叔河先生的散文隨筆集,比如《學其短》《念樓學短》,匯集了鐘先生讀古書的心得理解,篇幅短小精悍,文字平易近人,值得一讀。了解外國文化、了解自然界,我推薦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和懷特的《塞耳彭自然史》。

  記者:您認為,讀古書對做現代人有何幫助?

  程章燦:文學是人學,研究人,最為艱深。但是,古人也是人,他們寫什么,怎么寫,他們的愿望、思想和今天沒有太大差別。前人說,“不信人間有古今”,就是這個道理。人性貫通古今,所以,我們終究是可以理解古人的,終究是應該讀古書的。無論是知人還是論世,無論是做人還是作文,讀古書都對我們深有裨益。另一方面,居今之世,即使讀古書,研究古典學問,總還是現代人,立足點必須是現代的。所以,一方面要讀古書,另一方面要做現代人,要與古為新。古典學術需要今人的論衡。當今這個時代,理應產生與前代、前輩不一樣的學術。

  記者:談談您對江蘇文化高質量發展的建議。

  程章燦: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文化的發展也要圍繞著這個戰略。總結江蘇在整個江南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獨特貢獻、歷史積累和經驗,可以為今天文化的發展提供借鑒,提供啟示。歷史上的江南文化,早有跨行政區域的融合,今天長三角如何一體化,如何在經濟發展之外達到文化融合?江南的歷史和文化經驗應該能夠發揮融合和協調的作用,使這個區域成為中國文化的創新之域、先進之區,最終為中國文化發展探索出一條長三角的道路。

  記者:請您用一句話寄語《思想周刊》。

  程章燦:弘揚傳統文化,講好中國故事。 本報記者 楊 麗 魏曉敏

  實習生 王維瓊

作者:程章燦  編輯:馬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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